中国科学院院士,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,博士生导师。1958年3月生于重庆市,1982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,1991年在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数学专业获博士学位;国际IEEE学会高级会员,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,陕西电子学会、集成电路行业协会和陕西半导体照明协会理事长。国家中长期规划纲要“核心电子器件、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产品”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专家组组长,总装备部微电子技术专家组组长,国家电子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第九、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郝跃院士长期从事新型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和器件、微纳米半导体器件与高可靠集成电路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,是国家重大基础研究(973)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、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微电子技术领域的著名专家。他在氮化镓∕碳化硅第三代(宽禁带)半导体功能材料和微波毫米波器件、半导体照明短波长光电材料与器件研究和应用、微纳米CMOS器件可靠性与失效机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系统的创新成果。曾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、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各1项;2010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;2013年月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志存高远者必脚踏实地
——访我国著名微电子学专家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郝跃
记者:郝校长,您作为一名微电子技术专家,在此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同时,您作为一名教授、博导和副校长,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这所学风非常严谨的校园里,在学子们的心目中独具魅力,享有很高的威望……我想,您的成功一定有诸多的因素,决非偶然。因此,在了解您科研成就的同时,我特别想请您袒露一点自己的心路历程,以便昭示后来者了解科学的真谛。
郝跃:要讲心路历程,就必然提起我青少年时代所经历过的那段充满梦想的岁月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作品的经历,可能与你要写的文章没多大联系。
记者:我很想听听。
郝跃:你看过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吧?我的家庭背景就是和里面一模一样。父亲是军人,母亲是教师,我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由军人和知识分子组合的家庭里,从小受到的是非常正统的教育。……
他可能不会想到,那段认为只属于文学作品的经历,被我一字不漏地记下了,因为我相信,这段经历肯定渗透了他的骨髓,我不忍割舍掉一位科学家难忘的岁月记忆。我想,将它作为本文的一段重要引线呈现给读者,那一定会是个有血有肉的郝跃。
由于父亲在文革中遭遇厄运,郝跃的性格受到了严重影响,变得十分懦弱,是当时典型的“五分加绵羊”的学生。他很会念书,小学和中学共跳了二级,高中毕业时他才15岁,那是1973年。当年招工要求年满16岁,郝跃虽然很想当一名工人,可人家不肯收,说他小,要等一年。
当他与做工人的梦想擦肩而过时,他没有失望,年少的他很快沉迷于另一个梦想世界--无线电、电工等专业技术。对于当时被称之为“电工”的职业,郝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他想,虽没有工作,但不能浪费时间,必须抓紧时间掌握一门技术,日后总会有用的。就这样,他去了一家小工厂,当了一名不拿工资的学徒工。仅一年,聪明的郝跃就把一些日常的电工技术摸得滚瓜烂熟。
终于,在期待中他等来了16岁。可是,这时再也没有招工的机会了,必须下农村,郝跃想当工人的愿望彻底破灭了。1974年9月,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,郝跃被下放到云南省一个半山区的知青队里。同时下乡的都是些初中生,唯有他是高中毕业,还懂得一套电工技术。所以,他受到了重用,被选为知青队队长。性格懦弱的郝跃,从这时起才慢慢得到了锻炼。当时,知青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,辛苦劳作之余,大家总爱聚在一起,自编自唱一些忧伤的歌,以此排遣心头沉重的令人压抑的失落和苦闷感。后来,队里买来了一批图书,心灵孤寂的知青们,便争着抢着去寻觅自己的最爱。从不争强好胜的郝跃,最后一个走进图书室时,书架上的书已快拿空了,所有的小说等文学文艺书籍早被一抢而光。他抬头一看,在书架的最顶层,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排数理化丛书却无人问津。郝跃的眼睛一亮,他高兴地扑了过去,像发现宝藏似的各取了一本,然后用绳捆了一大包收藏了起来。他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,这些书,以后肯定对自己有用处。
果不其然,一年半后,即1976年2月,郝跃被招工进云南省第17地质队,在地处西双版纳的艰苦环境里,那套他当年在知青队得到的数理化丛书,陪伴着他开始了自己的勘探人生。又一年后,也就是1977年,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,他才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,他庆幸自己比别人先走了一步,庆幸自己在艰苦的地质勘探工作之余,能有一套自己的书,可以挑灯夜读。
郝跃,最终挽着一个时代,带着自己不同人生境遇的情结,幸运地跨入了大学的校门。
记者: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?
郝跃:说实话,“电子科大”我当时还不知是干什么的,因为喜欢电工,就想在带着“电”字的成电和西电中选择一所学校,看看西电离延安很近,就选它了。
记者:就这么简单?
郝跃:对,就这么简单。
记者:这到是很有趣。您待过业,当过农民,做过工人,上过大学,这段经历是否对您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?
郝跃:当然。这一段路程好比《红灯记》里李玉和说的:“有了这杯酒垫底,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。”所以,我常对我的学生们讲,艰苦与磨难并不是一件坏事情,可能还是一种财富。现在的学生,心理问题很多,心理不很健康、自杀等各种各样的事不少,关键还是他们太顺了,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就进入了大学。
记者:您博士学的是数学,我很好奇。据说,人们一般情况下都是先学数学,再转工学,您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?
郝跃:当时学习非常刻苦,大学、硕士都学了工科,是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。1988年,考上了西安交大计算数学博士研究生,我是反过来读的,读得更加刻苦,两年半就拿到了博士学位。我之所以反过来读,是为了想读一些在工科方面不可能学到的东西,改变一下思维方式,使自己能够在逻辑和严谨方面更深入一些。微电子根本是物理与数学的结合。另外,我很喜欢一些哲理性的东西,我认为科学与哲学是两个翅膀,缺一不可。一个本硕学工的人,突然要改学数学,而且要把数学和物理学结合到一起,还算一个特点。我觉得,人的一生机会都靠自己把握,往往要看得远一些。
记者:您一直都在搞微电子吗?
郝跃:我一直搞微电子技术或者叫微电子学,我对这非常感兴趣,作为一生的事业。
记者:什么叫微电子学呢?
郝跃:我发表过很多文章--微电子不微。微电子实际上就是集成电路,这是信息时代和信息社会的基础。人类在二十世纪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,离不开芯片的支持。现在的整机系统,主要就是芯片加软件。芯片是我们的心脏,软件是我们的思想。我们的体系是由硅技术构成的机器,然后再用软件将硅机器运转,硅的能量和动量是无穷尽的。所以,微电子方面,我一直在研究。现在全世界都在依靠高科技构建核心竞争力,信息社会和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是微电子技术,应该讲是核心。
记者:微电子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吗?
郝跃:它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。
记者:那它的国际竞争力一定很强。您有紧迫感吗?
郝跃:紧迫感天天都有。美国把微电子视为战略性的产业,日本叫“电子立国”,它的核心就是微电子。美国、日本、南韩的摄像机、照相机、MP3、存储器等,已占领了大部分世界市场,我们怎么办?从我们具体的科学工作者,使命感很重要。不要浮躁,创新是根本的。所以我们说微电子不微,尽管它看起来很小。我们还是很幸运的,从上大学起,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,我觉得自己真正有义务,使我们国家的微电子技术得到发展。于是,毕业后先搞工艺,否则基础不牢。接着,搞集成电路设计和设计方法学,我在这个过程中经历过很多坎坷,这段时间较长,成果比较突出。到了1998年后,就一直搞最新的第三代半导体关键技术,即:宽禁带半导体材料与器件,现在我们国家很需要。
正如郝跃自己所说,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和自已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。从遥茫的青少年时代开始,郝跃就有一双寻梦的眼睛,做农民的时候,他很想当工人;当工人的时候,他很想上大学;如今,他搞了微电子技术,就很想让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微电子大国和强国。因为他的不满足,因为他太多太多的人生梦想,所以郝跃对事业的追求一直是够浓、够烈、够痴、够醉……
一路走来,郝跃已在世界顶级的科技竞争中显露出自己出色的才华,对我国微电子技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先后承担了国家重大基础研究(973)、国家科技攻关、军事电子预研、863高科技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十项,成为了首届国家863 VLSI重大专项专家组成员、军用微电子专业组专家组组长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信息领域评审专家,三次担任国际性学术大会主席和多个国内外学术期刊的编委。他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10篇,出版专(合)著五部,国家发明专利近20项。作为第一完成人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,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。他两次被评为电子工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专家、1996年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、全国电子工业系统劳动模范、陕西省“新长征突击手”。第八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和第九、十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记者:作为一名博导、一位学科带头人,您如何指导学生们正确对待科研工作?
郝跃:我经常给他们讲一些道理,启发他们,搞科学要取得成功,应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:第一,科学的氛围。一个领域,特别是像我们大的课题组,这个非常重要,这是指土壤,没有适合的土壤是不会有好苗的,就更谈不上有果实了。第二,民主的气氛。不能说我是导师就是学霸,绝对不能,要大家讨论。最后两点是:科学的精神和创新的欲望。这是更重要的,必须首先有非常迫切的要做事情的欲望,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欲望,要做工作那就非常非常难。所以,我们团队非常好,这几年取得了一些成果,再有一至两年的时间,我们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。宽禁带半导体必竟起步较晚,目前在全国来讲,我们走得是比较前面的,与国际相比不差。我们是开放的,课题组有若干名海外人员直接参与科研。当然,我们还可以做得很好。
记者:据说,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,凡事总能走在别人前面,从来不会跟在别人的后头走,做事情非常果断。
郝跃:我比较大的特点是,一但看准的事情,就会比较果断。包括宽禁带半导体,当时没有条件,然后我到美国去访问交流,学习了一段时间。在美国我感受到,美国的宽禁带才刚刚起步,如果说我们有条件的话,也可以做起来。当时最大的影响是,我们没有生产氮化镓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的设备。回国后,我毅然决然地说:“上!哪怕挤出钱来也要上!”后来,等人家愿意拿多少钱往里投的时候,我们已经形成气候了,比别人先走了一步。一是敏感性,一个是决策、果断,然后才是埋头去把这个事怎么去做。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了,国家也就很支持了,最近我们课题组有了1000多万人民币的碳化硅材料生长设备。当时不行,你没有显示实力之前,国家很难支持你。开头是最关键的。
记者:我特别欣赏您的这句话:“要么不干,要干就是最好!”这就是您的人生信条吗?
郝跃:是的。花那么些时间、精力和钱去干什么?当然是“要么不干,要干就是最好!”比较反对一哄而上,不怎么赶“时髦”。这也许与我成长经历有关,“造反精神”不强。
记者:在研究方面,您信奉“大、活、狠”三个字,如何解释?
郝跃:所谓“大”,就是你必须在开始的时候,要有一个大的构想,要目标远大,科学研究比较忌讳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”。我比较欣赏那句广告词:“心有多大,舞台就有多大。”当你开始做决策的时候,必须要在一个大的领域,即主战场上去做,应站得相对高一点。第二是“活”,就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,要有积极性,要灵活,要勇于创新和实践。另外,研究工作还要结合中国的国情,死板不行。第三是“狠”,当然,不是对人狠。一是看准的方向决策要果断;看准的优秀人才不要犹豫,不拘形式地留人。什么叫跨越式发展?如果靠我们读几篇文章,再带几个学生,你能跨越吗?首先要从思想上跨越,观念上跨越,行动上跨越,最后才能达到技术上跨越。这很简单,人必须有超前的思维,你才能跨越。所以我觉得,人家发达国家比你强,你就必须承认。但是,我们可以结合,引来人家成熟的技术,再站到他的肩膀上去发展,你就不用按部就班地一步一个脚印。所以说,一定不能短视。每年,我们都是把科研经费拿来引进人,买最好的设备,最好的仪器,……国家需要奉献精神,这个,我们国家太需要了。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,就是把我们国家的微电子技术搞上去,我们才有机会。所以,这么几年总的感觉是酸甜苦辣都有,但是总的来讲是甜的,很有收获。
记者:您对自己的微电子研究领域,还有一些别的想法吗?
郝跃:当然。我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,有一个很深的感悟,那就是:信息学科应该是年青人的学科。我的成长,就得益于年轻时有个很好的发展平台。那时,博士毕业不久,我正好利用这个平台并不断发展,依靠团队的共同努力和不懈追求。当然,我们在团队建设上还要作得更好,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。
我对著名微电子学专家郝跃的专访结束了,除了从他善于思辨、凝聚智慧的谈吐中多了一份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”的感慨,除了从他不可多得的科学家的素质中领悟了一份“不积跬步,无以致千里;不积小流,无以成江河”的真谛,更有一份令我震惊的意外收获:他竟然是我行万里路之中唯一遇上的、当年与我父亲一同进军西藏的老战友的儿子。感谢天意,让我在他的身上寻觅到了半个多世纪前那支进藏大军--最能吃苦、最会打仗的“二野十八军”传承下来的不逝的军魂!我相信,身上流着军人的血,如今身为科学家的他,一定会是我们走过枪林弹雨的父辈们的骄傲!更会是我们祖国的骄傲!
(摘自《科学中国人杂志》2006年第一期 作者:刘德英)